【摘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资本主义私有制上涨的速度缓慢规律”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增长缓慢定律”具有客观现实性。从理论逻辑来看，这一规律的发生机制主要基于三条路径：一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必然带来消费不足；二是私有企业达不到预期利润不投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下必然会出现实体经济投资不足；三是资本的逐利本质和平均利润率规律必然导致产业失衡。从现实逻辑来看，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长期增长和负增长，佐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增长缓慢”定理的客观存在，表明私有制对经济稳步的增长有抑制作用。

  发生于1825年的英国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开端，至此，平均每隔10年左右，由于消费不足或产能相对过剩，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会不同程度爆发各类经济危机。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始于美国房地产业透支消费，建筑相关从业者增加抵消了出口下滑带来的就业下降，海外资金涌入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推动美国民众过度消费，最终在“影子银行”和“金融创新”中触发危机“按钮”。新自由主义在取代凯恩斯主义后，使全球地区差异、国家差距、阶级矛盾逐步扩大，最终在经济危机中展现出自身的脆弱性。失业率居高不下、债务危机加重等现象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不断出现。随后各国重拾凯恩斯主义，通过大量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试图解决危机带来的经济问题。无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只能求救于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此调整经济政策。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与危机的最终的原因就在于这一基本矛盾及其衍生出的其他矛盾。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没有办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都不足以满足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公共利益控制生产的要求。因此，私有制是产生矛盾和危机的根源，也是产生投资过剩和消费不足的最终的原因。贫富两极分化、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压、跨国资本垄断等，成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揭示了私有制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对剩余价值生产、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社会再生产过程、生息资本等进行了详尽阐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抑制作用。基于以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结合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对私有制主体下经济稳步的增长问题研究极具现实意义。为明晰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性，笔者拟从学理上阐释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消费、投资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影响，并佐以20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上涨的速度缓慢规律”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增长缓慢定律”具有客观现实性。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生产的持续动力，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基础作用。在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出现贫富分化、人民大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等现象。[1]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关系使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2]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富裕阶层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作用下，消费并不会随收入增加而同比例增加;占人口多数的大量贫困人口产生，造成劳动者消费绝对减少，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消费不足、有效需求减少，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全部过程的最后环节，反映了生产过程是否结束和商品最终归属。生产资料归属权代表的所有制关系由生产力水平决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商品为研究起点，在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带来的剥削本质，并在对剩余价值的研究中论证了剩余价值生产、社会分工、劳动异化等带来的两极分化以及劳动者越发贫困等问题。恩格斯指出：“群众的消费不足，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3](p.636)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形成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剩余价值生产→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贫困积累→消费不足”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4](p.368)因此，最大限度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而预期回报率则是资本家衡量一切的标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5](p.871)

  无止境地追逐剩余价值，使个别资本家不再满足于通过单纯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而是通过一直在改进技术、采用更加优良的生产方式与管理方式提高劳动生产力，获取更多剩余价值，即超额剩余价值。“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可以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5](p.370)随后，当其他“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后，相对剩余价值就产生了。这使“属于必要生活资料范围、从而构成劳动力价值要素的商品便宜”，[5](p.371)相应地，劳动力价值即资本的可变部分占资本总量的比例变小，即“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马克思指出这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5](p.371)

  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使资本不间断地积累与劳动者日益贫困成为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表现形式。通过资本集聚和集中，“资本积累最初只是表现为资本的量的扩大，但是以上我们正真看到，它是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质的变化，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来持续不断的增加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而实现的”。[5](p.725)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随着劳动生产力水平和资本有机构成逐步的提升，“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5](p.726)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使劳动者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既要承受来自阶级之间资本的压榨和机器的排挤，又要面临来自阶级内部随时被庞大的产业后备军替代的可能。

  由此，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产生了一种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对抗性分配关系，这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6](p.273)从而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在财富严重两极分化条件下不断承受消费力不足的困扰。资本主义越是发展，这种困扰越是严重。按照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当收入增加时，消费随之增加的比率会小于收入，进而呈现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劳动者因贫困积累而造成消费减少，资本家虽因资本积累使财富增加，但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其消费不会有大幅度的增加。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导致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作用下，在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愈发严重的过程中，消费呈现出相对减少特征。

  在资本主义历史演进过程中，私有制对消费的抑制作用是越来越凸显的经验事实。除在经济周期性波动过程中展现出消费不足的特征，雇佣劳动者工资相对减少在经济危机中也展露无遗。比如，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及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中，劳动者工资相对减少、储蓄不足，维持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状态使人们在困境中艰难生存。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贫富差距等问题成为影响劳动者消费的重要因素。

  美国作为世界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数百年发展中建立了经济、文化等领域全球领先的资本主义体系。遵循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美国贫富差距越发明显，基尼系数长久以来在0.4以上徘徊，2021年达到0.494的历史上最新的记录。从历史数据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最为富有人群占有国民收入比重逐年攀升，到2022年，前1%人群税前收入份额占比为20.87%，前10%人群占比达48.27%。与此相应，后50%人群的税前收入份额占比却在年年在下降，至1996年，后50%人群收入份额开始低于前1%人群的收入份额，到2022年，后50%人群的这一份额占比下降至9.85%。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最低的20%人群收入占比仅维持在国民收入的5%左右，为4.67%。①

  在收入构成(包括工资、薪金、养老金，以及红利、利息收入、租金等)中，工资、薪金、养老金可归结为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而红利、利息收入、租金等应算为资本收入。由此，通过整理美国居民收入构成可见，越富有的人群，其劳动力收入占比越低。在高收入人群中，收入最高的0.01%人群的工资收入近年来维持在32%左右，2000年达到60.81%的峰值，这与美国同期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下降、互联网公司进入泡沫破灭期、美股总市值蒸发等有关。而同样的高收入人群，工资比重也存在极大差异。收入最高的0.1%—0.5%人群，其工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约为60%，收入最高的1%—5%人群这一比例提升为82%左右，而收入最高的5%—10%人群这一比例达90%左右。②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随着总收入上升，工资在全部收入中的份额慢慢地减少，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群的工资收入甚至处于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境况。

  进一步从财富分布来看，美国财富占比不平等现象更明显。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前1%和10%人群的净财富份额占比虽然呈现出先抑后扬趋势，但始终占据美国一半以上财富，而后50%人群的财富占比始终处于2%以下。20世纪80年代初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富人财富占比重新开始上涨，到2022年，前1%人群的净财富份额占比上升至34.9%，前10%人群占比为70%以上。其中，通过对比前1%人群与前10%人群财富占比不难发现，自1979年以来，前1%人群在前10%人群中的财富占比情况逐年上升，并且在2022年，前10%人群所拥有的净财富比重接近50%，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美国财富在富裕阶层中出现进一步集中，财富向更少部分人群聚集。与此相对应，后50%人群的净财富份额占比仅维持在1.5%左右，虽然存在高低起伏，最低出现在1974年的0.4%，最高出现在1996年的1.9%，但在更大比例人口之下，对财富的极少占有份额充分体现出存在于美国的巨大的贫富差距。

  从历史数据能够正常的看到，在美国，收入两极分化是一个长期持续的现象，并且在经济危机前后两极分化程度会促进加剧，进而形成消费不足，影响经济增长。

  投资是“对用于未来生产更多物品和劳务的物品的购买”。[7](p.10)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投资会受到收益递减制约，而宏观货币政策亦在财富效应、利率效应、汇率效应三方面影响投资规模。究其根本，投资受收益率影响，会随着收益率变化而增加或减少。私人资本运动是为了增殖，增殖是私人资本的基本职能，因而私有企业达不到预期利润便不投资，即使在给私人企业大规模减税的情况下也如此(在以劳动人民为中心和就业优先的发展方针中，公有资本和公有企业最好达到预期利润，即使无利润但能解决人民就业和工资收入问题，即未必歇业或不投资)，这是所有制关系在资本运动中的具体体现。

  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剥削关系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在由市场配置生产要素条件下，资本转化为各种生产要素进行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实现了增殖。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投资的目的和结果。但是，资本在受追求更多剩余价值驱使而不断运动的过程中，会随着劳动生产力提高而改变资本有机构成、资本周转速度，由此形成“资本→剩余价值→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生息资本增加→投资减少”的理论逻辑。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4](p.408)机器发明成为资本家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4](p.350)来实现，而这种实现规程“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在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4](p.350)劳动生产力提升使商品价值量下降，进而在降低劳动力价值的同时改变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

  科技发展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应用，在改变资本有机构成的同时，使一般利润率发生明显的变化。“由于更多地使用机器和一般固定资本，同数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把更多的原料和辅助材料转化为产品，也就是说，可以用较少的劳动把它们转化为产品。”[8](p.237)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上升趋势。而在剩余价值率不发生明显的变化即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改变的情况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会引起一般利润率逐步下降。“因此，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8](p.237)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又带来由于固定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增大而引起的资本周转速度的下降，进一步引发一般利润率水平的降低。

  马克思在分析一般利润率下降起反作用的种种原因时，还提及生息资本这一影响一般利润率的因素。生息资本作为“为取得利益而暂时贷给他人使用的货币资本”，[9](p.200)其价值增值一定要通过职能资本家让渡其所占有工人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来实现，因此，生息资本不是职能资本，不直接参与创造剩余价值。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分工衍生出职能资本家和借贷资本家，在生息资本繁衍下，银行作为专门经营货币资本的企业，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逐渐重要的作用。金融工具不断产生，使生息资本不断扩张。同时，以生息资本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也慢慢变得尖锐。

  相较于职能资本家将资本投入生产过程直接获得剩余价值，借贷资本家只需让渡手中货币，就可以在一定期限后获得剩余价值“分割”，这使借贷资本家相较于职能资本家而言减少了面对生产过程产生的各种风险，同样避免了“惊险的跳跃”带来的价值实现问题。在一般利润率降低和资本趋利性共同作用下，更多货币成为生息资本，而市场的滞后性与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导致资本金融化、“脱实向虚”等愈发严重。结果，货币只在金融市场中自我循环却并不流入实体制造业，使经济结构不断金融化，并在加剧过程中极度影响生产制造业发展。

  随着一般利润率水平下降以及虚拟资本“做强做大”，资本必然会减少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更多进入虚拟经济，金融等行业的蓬勃发展看似推动经济繁荣，但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虚拟经济不过是货币的简单空间转移，而繁荣膨胀的虚拟资本背后有很大的可能是没有真实价值存在的“虚无”。

  随着虚拟资本的膨胀，一般利润率下降使作用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不断减少，进而引起经济稳步的增长放缓，并且必然因金融资本畸形发展而导致经济危机。从美国近50年数据分析来看，实体经济部门投资呈现下降趋势，这间接证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美国私人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曲折中下降。几个急速下降又上升的转折点都出现在程度不同的经济危机之后。③

  美国私人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1975年、1982年、1991年、2002年、2009年均出现重大转折，④而这几年前后分别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1991年利率过快放开管制而导致储贷危机引起经济衰退、2002年科技泡沫导致新一轮经济衰退，以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在每次危机发生前，资本在市场中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投资增速下降，当投资增速下降到某些特定的程度，危机爆发使政府通过宏观政策调整而引起投资增加。但由于资本主义内生基本矛盾，之后恶性竞争将再次成为“经济人”的行为导向，投资会遵循私有制规律而下降，并引起下一周期的经济危机。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基础，产业体系合理化程度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经济稳步的增长不仅体现为价值量增加，更体现为社会生产各产业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本逐利本质和平均利润率规律决定了经常性处于产业失衡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客观必然，这给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造成诸多负面后果，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原理，“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是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矛盾运动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规律”。[10]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生产资料依据社会需要合理分配到不同社会生产领域，以保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实现各个产业部门的结构平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平衡主要是通过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竞争和资本转移完成。各特殊生产部门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不同，等量资本获得的利润却不相同，在逐利本性驱使下，资本必然会向资本有机构成低、资本周转速度快、利润更高的部门转移，资本转移改变了不同产业部门的生产比例，影响了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的配置，因此导致经济结构失衡。

  同时，这种失衡靠市场机制无法调节，因为资本的私有性质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市场调节的失灵。马克思指出：“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11](p.196)因此，资本流动的源动力一定是利润，而非社会需求，在获得预期利润时，部门平均利润率水平点就会出现，而这一水平点大部分情况不会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平衡的点，因为平均利润率水平上的生产价格是与价值相背离的，这已经意味着社会总劳动没有按照各部门之间的必要比例进行分配。[12]因此，资本主义产业失衡状态被平均利润率规律固定下来，并成为一种常态。但长期产业失衡是无法支撑整个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最终只可以通过周期性经济危机消耗掉相对过剩的生产力而使产业体系形成新的比例关系。

  当然，新技术发明和应用通过产业升级，也可形成新的比例关系。当这种新技术还仅被个别资本家掌握时，由于供给远远不能够满足逐步扩大的需求，高额利润会吸引更加多的资本进行技术和产品更新。当慢慢的变多资本家掌握新技术后，平均利润率规律再次将产业体系定格在失衡状态。因此，技术革命不仅不能消除产业体系失衡，还可能由于新部门增加和旧部门衰亡而加重产业失衡和动荡程度。

  资本的空间转移同样被认为是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失衡和危机爆发的有效方法。由于资源禀赋不同，各国形成不同的利润增长点，例如资源密集型产业体系和制造业集中型产业体系，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系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体系，制造业为主的产业体系和服务业为主的产业体系，等等。利润驱动形成资本的国际流动，而资本国际流动又促成产业的国际分工，这种国际分工在20世纪80年代后表现为：落后产业如加工制造业和资源开发业由于利润低而被转移到生产要素比较便宜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轻污染、高利润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关键核心技术部门则被留在发达国家内部，从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失衡逐步扩大，表现为产业链断裂式失衡，即一国产业链不再完整，而出现部分产业部门缺失。因此，资本的空间转移非但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失衡带来的困扰，反而使失衡发生了质的蜕变和全球范围内的蔓延。

  资本的全球流动，导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将本国制造业大规模向海外转移，这大幅度的降低了生产所带来的成本、提高了利润水准，但也带来更严重的产业失衡问题，即“制造业的空心化”和“经济过度金融化”。制造业的海外转移使慢慢的变多资本从社会生产领域游离出来，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金融创新则给大量闲置的资本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投资场所。各种金融理财产品、金融模式、金融服务的无限创新，拓展了信用，克服了时间和空间限制，逐渐增强了资本的流动性，降低了金融成本，提升了金融行业的利润水准。金融行业的高利润和低成本，使资源配置不断向金融领域倾向，在疏于政府干预甚至政府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解绑金融和资本管制——条件下，资本不断从实体经济部门进入金融部门，呈现出过度金融化特征。经济过度金融化必然导致实体产业部门衰退，主要体现就是价值创造的减少和价值实现的困难，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过度金融化挤压实体行业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最明显特征，也成为阻碍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产业体系的主要的因素。金融资本随着资本主义实体经济的集中和垄断而产生，并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中逐步扩大形成私人金融寡头。金融资本的壮大使大量资本从制造业流入金融行业，进而由债务和投机行为引致经济下行。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兴起并慢慢的变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主流经济学。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下，金融实物资产广泛发展。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无论是美国金融实物资产在国家总资产中的占比，还是非金融企业中的金融实物资产在其总资产的占比，都在逐年上升。从不同资产占比来看，金融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不断的增加，非金融行业所占比重年年在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0%以下。同时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实物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也呈现上升趋势，这表现出产业资本热衷于金融投资，弱化了技术积累，严重影响了制造业良序发展。从增加值来看，美国金融行业的增加值呈现出持续递增态势，并在1985年超过实体制造业，与此相对，制造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年年在下降，并在20世纪初降至30%以下。结合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上涨的速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提高速度呈下降趋势，并在1985年后进入缓慢增速状态。其中，从1984年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7.24%锐减至1985年的4.17%后，又曲折下降到3%左右，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了负增长。这两个时间节点恰好与金融行业增加值超过制造业，以及非金融资产占全国总资产比例低至30%以下的时间重合。同时，还应关注到，从2001年到2006年，美国经济出现了短暂的增速期，从2001年0.95%上涨至2005年3.48%，这也与这一阶段金融资产占国家资产比重呈现下降趋势，非金融资产出现短暂增加的时间重合。⑤

  从美国金融行业与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变化可见，自金融业所占比重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以来，美国经济增速便陷入低增长。进一步从金融资产占国内总资产比重变化以及非金融行业金融资产比重变化可见，金融资产比重与经济走势呈反向变动趋势。可见，金融业过快发展会对制造业造成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

  经济规律是诸现象之间必然、本质、稳定和反复出现的关系，而定理是指用逻辑的方法判断为正确并作为推理根据的真命题，表述经证明具有正确性，可作为原则或规律的命题。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析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消费、投资以及产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科技发展蕴含的增长潜力和生产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发挥，进而成为抑制社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时可以以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客观现实为佐证，印证这一结论。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增长缓慢规律”。从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长期增长和负增长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资本主义私有制增长缓慢定理”客观存在，⑥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占主体的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国家潜在的经济上涨的速度没有得到充分释放的表现。因此，从数十年长期来观察，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凡是私有制经济成分占比越高的，这个客观规律就会越显示其作用。

  [1]刘国光.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J].高校理论战线]亓为康.马克思有没有“消费不足”意义上的危机理论?——基于经典文本的考察[J].海派经济学，2022,(3).

  [7][美]曼昆.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分册[M].梁小民，梁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9]程恩富，冯金华，马艳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通用版第五版)[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

  [10]程恩富.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个重大原则[J].经济纵横，2016,(3).

  [12]陈英.马克思的资本流动理论与产业体系的变动规律[J].教学与研究，2007,(12).

  ①本段数据来源参见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世界不均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创新高》，。

  ⑤本段数据参见王守义：《经济金融化趋向及其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启示--基于1973年-2017年美国经济发展数据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0期;魏旭：《全球化分裂与产业链重置：动因、逻辑与中国应对》，《政治经济学研究》2023年第1期;王守义：《经济金融化趋向及其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启示--基于1973年-2017年美国经济发展数据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0期;国泰安数据库，。

  ⑥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英国、日本、印度四国的GDP年均增长率(1946-2022年)分别是3.57%、2.52%、4.45%、5.26%。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1953-2022年)为8.19%。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英国统计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本内阁府。